如果说民国是最近的春秋，先生犹如华夏的背影，渐行渐远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莫放春秋佳日去，最难风雨故人来”，初看是喜语，再看是痛语，再看，或看出旷达。

        先生，一个称谓，一种修为，一份崇敬，一种精神，一部史诗。

        十集大型纪录片《先生》，以十位先生的个性经历为经，中国社会变革为纬，将其莫不传奇的性格性情、命运经历、学术作为，以及他们的善良、无奈、焦虑和欢喜，在点滴中渐次呈现，充分反映了先生们贴近群伦又卓尔不群的独特全貌，让我们走进他们，走进那个时代，感受他们，了解他们，了解那个时代，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风骨，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传承。也亦为现今中国教育，立镜一面，呼喊十声。《先生》聚焦民国国家讲坛上的大家身影，以最负盛名的近现代教育家为主角，揭示中国教育的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，梳理中国教育百年间的重大事件、观念嬗变，旨在溯源问脉，固本图新。《先生》的遴选标准为：开一代风气的教育启蒙者；性情、经历、作为有传奇性；对当代教育具有参照和启迪。头十集选定的十位人物是：蔡元培、胡适、马相伯、张伯苓、梅贻琦、竺可桢、晏阳初、陶行知、梁漱溟、陈寅恪。

        百年国史已有镜鉴：教育盛，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、民力丰沛、国体向上；教育衰，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、未来迷茫、振兴乏力。教育，国之命脉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系百年而导国运，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。

       黄昏时分，群鸦归巢，晚霞满天。有人在远方忧伤。永不相逢的故人年代，似近犹远，似远犹近。如果这世上还有怅恨，已经百年。先生先生了百年，后生后知在此间。

      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我们依然望其项背。

     蔡元培生平：（1868~1940）字鹤卿，又字孑民等，浙江绍兴山阴县人。 20世纪中国杰出的教育家、思想家、民主主义革命家。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、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。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，参照德国大学的理念，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，开“学术”与“自由”之风。

      师承：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，博览群书；在德国，接受著名历史学家兰普莱西指导。

     高徒：蒋梦麟、罗家伦、杨振声等。

     核心理念：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。

    教育实绩：奠定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，为中国教育、文化、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富有开创性的贡献；革新北大，使之成为以学术自由而著称的现代大学。

蔡元培毕生倡导教育救国、学术救国、科学救国，推动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。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而改变了一个民族。

       引领群星，唤醒大学精神之精髓。

       “三顾茅庐”之陈独秀。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，蔡元培为了把他请到北大来，打听到陈独秀的住处后几乎天天去拜访，有时去的早了，陈独秀还没起床，他嘱咐茶房不要叫醒，自己那个凳子坐门口等。陈独秀原看不上去当时名声糟糕的北大，但架不住蔡元培三番五次登门的诚意，终于被打动。为了陈独秀顺利进入北大，他不惜为陈独秀造假履历好让教育总长签发。随后陈独秀又介绍了胡适等人，北大文科的局面就此被打开。

        蔡元培上任不到一年，北大气象焕然一新。蒋梦麟在《苦难与风流》中写道：“蔡元培时代的北大，保守派、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。

       学术至上，兼容并包

       北大的课堂，两位老师可能同时上课，学生们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。蔡元培也期望学生在听过这些不同观点之后，自己有一种思考、判断和选择。蔡元培也期望学生在听过这些不同观点之后，自己有一种思考、判断和选择。师生们虽然互相在政见上、学术意见上不一致，互相对立甚至互相谩骂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他们是在这里讲学问。知名学者黄侃，狂狷、孤傲、好读书、好骂人、不拘小节、桀骜不驯、特立独行、性情乖张，号称疯子。 1914年秋，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，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《文学概论》、《词章学》及《中国文学史》等课。黄侃说：我之所以能待在北大，是因为有蔡元培，蔡校长。虽然我也不喜欢蔡元培，但他有新思想。我也知道，如果我在北大都待不下去，全中国也没有地方能够容纳我。蒋梦麟也说：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，一时在北大成为一种风气。

      数次辞职，率性而为。

      蔡元培执掌北大校长十年，八次请辞。每当蔡元培的改革理想，坚守学术，陷于激越的政坛纷争，无法力保高洁时，他都会选择辞职，退出江湖游学欧洲，这几乎成为蔡元培人生的周期性行为。

       蔡元培的数次辞职，学界说法不一。支持他的人说蔡元培是以退为进的形式维护人格自尊，用其无人匹敌的政治资历、人格魅力抗议和示范，数度保卫北大穿越乱局、坚守学术自由。蔡元培的“政治洁癖”和几次率性辞职被徐志摩赞美为不同流合污，“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”。

       读书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读书

       蔡元培自执掌北大以来，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，“读书不忘救国”是他的名言。 1919年 5月 2日，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，号召奋起救国。第二天，他知道了政府已同意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一消息，当刻召来并告知罗家伦、傅斯年等学生代表。蔡元培在明确政府无所作为的情况下，当时确有“将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”的想法。因此他对学生游行是支持的。但五四运动是发展出乎他的意料，他已无法控制事态，他的立场与学生不同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校长会情愿自己的学生罢课。蔡元培讲“读书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读书”，一个“文化救国论”者，显然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“职业革命家”。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，一位大学校长如何端平政治和书桌这个难题，并不只是摆在蔡元培一个人的面前。

        永远的校长

        蔡元培去世后，弟子蒋梦麟送上旗帜：大德垂后世，中国一完人。毛泽东吊唁：学界泰斗，人世楷模。美国著名哲学家、教育家杜威在北大听了蔡元培演讲后，曾感慨万千：“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，牛津、剑桥、巴黎、柏林、哈佛、哥伦比亚等大学校长中，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，但是，以一个校长的身份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，除蔡元培以外，找不出第二个人。

       许多年间，未名湖畔人来人往，唯有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往事反复而坚定地以佳话、谜团、情节等种种形式被传颂。而今天的北大人依旧尊称蔡元培为“永远的校长”。一位后来的北大学子写过这样一段美丽的怀念文章：

未名湖畔，

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。

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，

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，

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，

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，

既非权威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魅力不减，

风采依旧。

      七十多年来，怀念蔡元培时代的北大、寻找失落精神的呼声不绝，但应者寥寥。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搏击中，倘若只能将足迹埋在纪念馆却不能刻入时代年轮中，那么叹息也是枉然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