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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先生》的教育情怀之五 张伯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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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然相守寂静欢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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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2017-08-17 22:22:28 |只看该作者|倒序浏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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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百年前,有个人问:中国,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?中国,什么时候能派一支队去参加奥运会?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?一百年后,三问皆有答案,奥运今朝梦圆。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:“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,将圆一个中国人——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。

    张伯苓,中国著名教育家、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在东方的最早倡导者,被誉为"中国奥运第一人"。1948年6月,曾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,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,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。这位饱含爱国热情的先生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,创办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、南开女中、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,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,1937年以前,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。张伯苓曾担任南开系列学校校长 40余年,培养出数代英才,被尊为"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"。

   生平:(1876~1951)原名张寿春,字伯苓。天津人,现代职业教育家,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。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在东方的最早倡导者,被誉为“中国奥运第一人”。

   师承: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,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,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、哲学家杜威、桑代克等人。

   高徒:曹禺、老舍、梅贻琦、周恩来、吴大猷、范文澜、熊十力等。

   核心理念:南开校训 ——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。

   教育实绩:创办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、南开女子中学、南开小学、南渝中学(重庆南开中学),并称“南开系列学校”,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的典范。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人之一。 1951年 2月 23日,因病在天津谢世。临终遗嘱敦嘱南开师生“拥护自由,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,誓死抵制专制极权”。

   弃武从文,立教育救国志

   我在看电视剧《张伯苓》时抄下这样一段对话:

   严  修:“你对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”怎么理解?

   张伯苓:该书以精妙之论宣明了自然法则,并且于人、于家、于国、于天下,亦具有镜鉴之义,近观吾国之衰败,就始于故步自封,不思变革,不图进取,几近不适生存,而西方各国,远有文艺复兴运动,近有工业之机械化,要救中国,需先救国人之心,要救人心,必先从教育入手。

    甲午战败,年轻的海军军官张伯苓目睹这一丧权辱国的转租仪式,悲痛欲绝。他亲眼见到,英国水兵魁梧剽悍,中国水兵猥琐萎靡,虽我国广土众民,但国民身体不如人,精神不如人,痛感我中华积弱至此,苟不自强,奚以图存?而自强之道,端在教育,创办新教育,造就新人才。1898年,22岁的张伯苓开始走上了一条教育不归路,从此,兴学育人成为张伯苓一生矢志不渝的教育坚守。就这样20世纪前半叶的国家命运,把一个未来的舰长甚至将军,引向了一位伟大教育家之路;而从一开始,张伯苓办教育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国:“文以治国,商以富国,礼以强国。” 

    也正如先生后来说:教育是我青年时期的志愿,中年时期的生命,老年时期的安慰。张伯苓以其无可复制的定力和信仰,谱写了醉心教育50年的风雨人生。他所呕心沥血的南开哺育了梅贻琦、周恩来、陈省身、吴大猷、曹禺、叶笃正、刘东生等一代代优秀学子的成长。

   以德育为万事之本

   百年大计,教育为本;教育之计,立德树人。南开创建伊始,张伯苓即明确提出了学校要“以德育为万事之本”。为此,他还与陶行知有过一次论点交锋。张与陶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,都是杜威的学生,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。1925年,陶行知受邀来南开讲演《教学合一》,提出主张“教学合一”的理由是,教师的责任在教学,在教学生学;教师不只教学生学,也要自己学。当时主持讲演会的张伯苓即兴发表看法,认为陶的理由不完整。他说,教师的责任不在教,而在教学生学,更要教学生行。陶行知听后豁然感悟,于是把“教学合一”改为“教学做合一”。但是张伯苓依然认为“教学做”不是他主张的“教学生行”。张伯苓明确提出:我所谓的“行”,不是教学生把书本学的知识实地练习一下,而是“行为道德”。他说:现在社会变迁很大,只重物质,不重道德。有人尽管“学富五车“,而行为可以丝毫不顾。我们必须极力矫正,“学行并重”。“‘行’些什么呢?简言之,就是行做人之道”。也就是说学生既要学知识,更要学做人的道德,注重人格的养成。这就是张伯苓道德教育的真谛。他把道德教育提到培育人的支配地位,视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工作,强调“教育范围,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,智识教育,更要注重人格教育,道德教育”。

    南开的道德教育有自己一套教育方法。从学生早期的人格培养和行为规范入手,有的放矢,引导学生在学习、生活中体验和感悟做人的根本道理。张伯苓亲自主持学校的“修身课”,每次都是他亲自作报告。他要求学生做到的,自己首先带头执行。南开一直把张伯苓撅烟袋的故事传为佳话。他为教育学生不吸烟,就当众折断了自己的烟袋杆,扔掉了自己的烟,从此一生再没有吸烟。

    在南开中学,张伯苓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,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,他还常请学生到自己家里吃饭。周恩来回忆道:“我小时候,到张校长家总是给我贴饼子、熬鱼吃。”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家境不富裕,常在校外小摊吃一碗白水煮豆腐充饥。张伯苓得知后,免除了他的学费。后来周恩来领导五四运动被捕,出狱后张伯苓用“范孙奖学金”资助其赴欧留学。

    张先生反对学生死读书,要求学生“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”。他吸收了西方学校的课外活动与社会服务的教育精神,鼓励学生在校内组织社团、办报纸、编刊物、演话剧、演讲、体育比赛,进行社会考察等活动。南开的话剧和体育运动驰名全国。通过“第二课堂”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了社会责任感,体认社会道德,帮助学生树立尊重他人,与他人合作,为他人服务的思想意识。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开学生就是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,建立起最初的现代性人格和社会担当精神的。

   清廉自首,率师德风范

   20世纪20年代,张学良曾经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市长,但张伯苓以离不开心爱的教育为由婉辞谢绝。张学良决定到张伯苓家中拜访,他的汽车在天津市区转了好半天,才在一个晒羊皮的胡同里找到了张宅,看到的只是三间普普通通的民房。张学良不禁感叹:“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,非我始料!”。是的,常人无法理解张伯苓不暇暖席,仆仆于国内海外为学校募款,几千、几万、几十万,为学校盖起一座座高楼,为什么没有替自己建造一所“校长公寓”。 先生一向公私分明,从不枉花学校一分钱,即使公事花钱也是省了又省。他到北京办事,通常都是坐三等车厢,住最便宜的旅馆。可他对于困难学生却舍得资助,他的校长薪资没有南开教授的高。

    四儿子锡鈷因为球鞋烂了,想买新的,问妈妈要钱,妈妈说:家里钱紧,等你爸爸下个月发了工资再买。儿子很不情愿,“爸爸口袋里那么多钱,为什么那么抠门?”“那都是捐给学校、还有你爸爸四处求人要来的,不能私用。”后来在一次足球比赛中,儿子锡鈷竟然穿一只鞋、光一只脚飞奔球场,就是这一光脚飞进一球,让南开在几所学校联赛中荣获第一,也是南开体育精神的开始,张伯苓就此把目光盯在了奥林匹克运动会。

    有一首“天津小调”这样奚落老夫子们:“最可悲是教书匠……不够吃饭只可吃糠,半饥半饱度时光。家有半斗粮,不做孩子王。”张伯苓说:“教书不能发财,办教育也就不能发财。”张伯苓为了维持南开学校的运行,成为当时有名的“化缘和尚”,化缘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。他需要奋力周旋于各式政要间,围堵似乎永远在断裂的办学资金,而一侧身,他又不得不卷入由此而来的各种飞短流长。有学生说:“我们不要官僚军阀、土豪劣绅的臭钱!”对此,张伯苓说:“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,而我愿意做那个挑粪工。”1951年张伯苓在天津去世后,留在他身上的只有几元乘车的零用钱。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民国时期,社会风气每况愈下。以南开当时的办学声誉,倘若应达官贵人所求为“富二代”、“官二代”网开一面,或者卖点文凭,也许就会立马得到一笔可观的“捐款”;倘若脑子稍微活络,在学生身上打些主意,巧立一些收费名目,南开也不至于年年“欠债办学”,甚至办办停停,。但是,张伯苓在这方面很是固执己见,宁肯得罪权贵,办学原则决不半点灵活。进南开,必须通过考试,给多少钱都不收的。张伯苓一生洗手奉职,从不亵渎办学者廉正清亮之士的声誉,从不玷污学校这块神圣清纯之地的招牌。张伯苓作为一校之长,公正清廉,以身垂范,影响着教职员工的内心自律,为良好的办学风气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,提高了学校的美誉度。

    1934年,张伯苓致南京政府教育部《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申请补助书》中说:“高等教育,重质不重量。属校创立之始,即限定学生人数, 15年来,无论经费困难若何,亦不肯以多招学生、多设大班为解决困难之方法。”南开虽为私立学校,但账目完全公开,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。张伯苓曾说,谁要是查当月账目,他可以 5分钟之内告之。虽然融资不易,但张伯苓从来不吝啬于购买教学仪器。民国初年,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到南开参观,见中学有如此设施,深为赞叹,说:即使美国的中学,能有像南开这样的实验仪器者,也不多见。

    这位胸怀国家、情系教育、清廉自守、淡泊名利的教育家,在“中国不亡有我在的”口号声中带着南开的学子秉承南开精神走过风风雨雨。

    回望我们高校改革、教育产业化,谁说教育不能发财呢?国民素质的提高到底该往哪里走?

   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

   1922年,在南开大学新校舍举行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,张伯苓激情演讲了他创办南开大学的宗旨:“学以抑愚,学以救国;学能求真理,又能改善人格。”

    而他和严修在 1920年代共同制定的南开校训“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”,则可以被看做他们共同秉承的教育理想。张伯苓指出:“允公是大公,而不是小公,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,算不得什么公了。惟其允公,才能高瞻远瞩,正己教人,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,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。”“允能者,是要作到最能,要建设现代化国家,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,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,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,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,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。”“所谓日新月异,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,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;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,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。”

    他的“公、能”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。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,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。因此它的宗旨是: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,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。“不为己用,而应该是为公为国,为人群服务。 在“公、能 ”教育的宗旨下,他重体育、重道德教育、重科学实验,还重视开展课外活动,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。他把办学的宗旨概括为“公、能”二字。“公”,就是为公不为私,“能”,就是知识、技能、本领。南开确实培养了大批办事公正的人才。

    后来的8年抗战,张伯苓和南开受尽艰难,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。一个日本中尉在回答外国记者时说“南开是一个很可怕的抗日基地,不能留,必摧毁。”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短短三天沦为废墟,南开遭袭后,备受各界关注,国内蔡元培、胡适、郭沫若、等知名人士纷纷慰问。接着是四子锡祜在战中遇难,使张伯苓身心憔悴。然愈挫愈勇的张伯苓在蒋介石“南开为中国而牺牲,有中国即有南开!”的许诺下,在战火纷飞中让南开重立。

    张伯苓在总结他的教育人生时说过:我既无天才,又无特长,我终生努力小小的成就,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,有兴趣而已。

    这是张伯苓为其一生从事教育写下的有力注脚。是他把“信仰”变成一生的“教育坚守”;是他用从不稍减的“兴趣”演绎了一生的教育生涯,谱写了南开的辉煌。

    独悄悄兮黯然离去

    1948年春天,国共双方和谈无望,剑拔弩张,但实际上战场未来的结局已经非常明朗。就在这一年,72岁的张伯苓突然作出一个令人惊诧的选择,他前往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。张伯苓的决定也至此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和命运。因为跟蒋介石私交很好,如果不去,南开会被教育部收为公有,而且蒋介石要他的秘书吴国桢(张伯苓的学生)转话给张先生:“他要去了,教育部会考虑南开的问题,不收为公有,而且继续每年都会给经费,还有,我们不能等共产党先抢走他。”作为一个性情中人,张伯苓为了南开不得不去。到了南京一个星期后,他就以身体不好为由,以考试院院长身份退隐在重庆南开中学,但从此,他与南开系列学校的关系越来越远。 

    1949年秋,解放大军势如破竹直指重庆。 1949年 11月 27日,蒋介石第二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催请校长张伯苓到美国:“去台湾也可以,无论去哪儿,生活一切等,都由我给想办法!”张伯苓低头不语。张夫人敢言:“我们哪里也不去,他舍不得儿孙,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!”此前,张伯苓收到周恩来来信说“不要跟蒋介石去台湾,不让老校长动”。这个抉择最终导致张伯苓晚年的悲剧。 1949年 12月,重庆解放。张伯苓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、小学及幼儿园,捐给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,私立南开系列学校也都收归国有。

    1950年 4月,病中张伯苓想返回天津,被周恩来安排住进了傅作义公馆。儿子张锡羊对他说:“为了南开,为了家人”,写个表态的东西吧。张伯苓则诚恳地表示:“一是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不了解,需要多看一看;二是共产党可以骂蒋介石是人民公敌,可我不应该才和蒋先生分手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,需要多想一想。”

    这位性情中的绅士学者,是难忘蒋介石的知遇之恩,还是对共产党的真不了解,让他做出了那样的决定。

或许在那个年代、在张先生所处的环境中,这种情结可以理解,却很容易被认为是灰色的、不识时务、旗帜不鲜明的。

    9月,回到天津的张伯苓没有受到以往南开的热情欢迎,相比1947年他从国外回到天津时,整个城市夹道欢迎的情景使他落寞孤单。“我是被新中国抛弃了的,南开是我建的……”不管他是说气话,还是真没明白时局,10月的南开校庆又被通知不要他去了。神情颓丧的他,变得凄凉、沉默……

    1951年2月,再度中风的张伯苓,虽神志清醒但已不能说话,在家人整理的遗嘱中说:

    “1897年,余愤于帝国主义之侵略,因严范孙先生之启发,从事教育,五十年来,矢志不渝。凡余所致力而未逮之科学教育、健康教育、爱国教育,以允公允能、日新月异,与我同学共勉者,今将在人民政府之下,一一付诸实施……凡我友好同学,尤宜竭尽所能,合群团结,为公为国,拥护人民政府,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。无限光明远景,余将含笑待之。友好同学,务共努力。” 

    1951年 2月 23日,张伯苓先生在天津病故,享年75岁。家人从他衣兜里发现 7元多钱和两张旧戏票。一生向善兴学、生前弟子三千、两园桃李的张伯苓在离开时身后清寂。

    如今,南开大学校内有一片静静的园地,安放着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张伯苓的骨灰。在这里,一代又一代的南开师生追思着南开的老校长。



    张伯苓生前曾留下遗愿,要把他安葬在南开的校园内。之后 38年,先生骨灰历次变迁,但始终未能如愿,甚至一度连张伯苓的名字也消失在南开校园。 1989年,在南开老校友的努力下,张伯苓的骨灰才迁回南开校园。

   “允公允能”在我们今天通俗地说就是既公又能,意思是“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,以及服务社会之能力。教育改革到今天,不就是解决“培养什么人,怎么培养人”的问题吗?教育方针、政策再怎么变、怎么细化,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是一个人的人生首要奠定的基点,有能力才能为国家、社会服务。然1939年,当政府教育部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、课程内容、考核方式、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统一规定时,联大教授会立即呈文对部颁规定逐条批驳,明确提出:“夫大学为最高学府,包罗万象,要当同归而殊途,一致而百虑,岂可以刻板文章,勒令从同”,并表示不会轻易更张本校的成规。这是何等的气度和魄力!南开校友温家宝总理2010年1月说过:“一所好的大学,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,这就是独立的思考、自由的表达”。今天的教育同仁,思考什么,表达什么?

    回望昨日之张伯苓和南开,我们除了温情和敬意,感念南开昔日之辉煌,是不是从这些令人感念的往事中汲取资源,开今天教育之新路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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