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百年前，有个人问：中国，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？中国，什么时候能派一支队去参加奥运会？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？一百年后，三问皆有答案，奥运今朝梦圆。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：“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，将圆一个中国人——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。

    张伯苓，中国著名教育家、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在东方的最早倡导者，被誉为"中国奥运第一人"。1948年6月，曾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，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，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。这位饱含爱国热情的先生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，创办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、南开女中、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，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，1937年以前，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。张伯苓曾担任南开系列学校校长 40余年，培养出数代英才，被尊为"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"。

   生平：（1876~1951）原名张寿春，字伯苓。天津人，现代职业教育家，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。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在东方的最早倡导者，被誉为“中国奥运第一人”。

   师承：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，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，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、哲学家杜威、桑代克等人。

   高徒：曹禺、老舍、梅贻琦、周恩来、吴大猷、范文澜、熊十力等。

   核心理念：南开校训 ——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。

   教育实绩：创办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、南开女子中学、南开小学、南渝中学（重庆南开中学），并称“南开系列学校”，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的典范。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人之一。 1951年 2月 23日，因病在天津谢世。临终遗嘱敦嘱南开师生“拥护自由，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，誓死抵制专制极权”。

   弃武从文，立教育救国志

   我在看电视剧《张伯苓》时抄下这样一段对话：

   严  修：“你对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”怎么理解？

   张伯苓：该书以精妙之论宣明了自然法则，并且于人、于家、于国、于天下，亦具有镜鉴之义，近观吾国之衰败，就始于故步自封，不思变革，不图进取，几近不适生存，而西方各国，远有文艺复兴运动，近有工业之机械化，要救中国，需先救国人之心，要救人心，必先从教育入手。

    甲午战败，年轻的海军军官张伯苓目睹这一丧权辱国的转租仪式，悲痛欲绝。他亲眼见到，英国水兵魁梧剽悍，中国水兵猥琐萎靡，虽我国广土众民，但国民身体不如人，精神不如人，痛感我中华积弱至此，苟不自强，奚以图存？而自强之道，端在教育，创办新教育，造就新人才。1898年，22岁的张伯苓开始走上了一条教育不归路，从此，兴学育人成为张伯苓一生矢志不渝的教育坚守。就这样20世纪前半叶的国家命运，把一个未来的舰长甚至将军，引向了一位伟大教育家之路；而从一开始，张伯苓办教育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国：“文以治国，商以富国，礼以强国。” 

    也正如先生后来说：教育是我青年时期的志愿，中年时期的生命，老年时期的安慰。张伯苓以其无可复制的定力和信仰，谱写了醉心教育50年的风雨人生。他所呕心沥血的南开哺育了梅贻琦、周恩来、陈省身、吴大猷、曹禺、叶笃正、刘东生等一代代优秀学子的成长。

   以德育为万事之本

   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；教育之计，立德树人。南开创建伊始，张伯苓即明确提出了学校要“以德育为万事之本”。为此，他还与陶行知有过一次论点交锋。张与陶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，都是杜威的学生，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。1925年，陶行知受邀来南开讲演《教学合一》，提出主张“教学合一”的理由是，教师的责任在教学，在教学生学；教师不只教学生学，也要自己学。当时主持讲演会的张伯苓即兴发表看法，认为陶的理由不完整。他说，教师的责任不在教，而在教学生学，更要教学生行。陶行知听后豁然感悟，于是把“教学合一”改为“教学做合一”。但是张伯苓依然认为“教学做”不是他主张的“教学生行”。张伯苓明确提出：我所谓的“行”，不是教学生把书本学的知识实地练习一下，而是“行为道德”。他说：现在社会变迁很大，只重物质，不重道德。有人尽管“学富五车“，而行为可以丝毫不顾。我们必须极力矫正，“学行并重”。“‘行’些什么呢？简言之，就是行做人之道”。也就是说学生既要学知识，更要学做人的道德，注重人格的养成。这就是张伯苓道德教育的真谛。他把道德教育提到培育人的支配地位，视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工作，强调“教育范围，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，智识教育，更要注重人格教育，道德教育”。

    南开的道德教育有自己一套教育方法。从学生早期的人格培养和行为规范入手，有的放矢，引导学生在学习、生活中体验和感悟做人的根本道理。张伯苓亲自主持学校的“修身课”，每次都是他亲自作报告。他要求学生做到的，自己首先带头执行。南开一直把张伯苓撅烟袋的故事传为佳话。他为教育学生不吸烟，就当众折断了自己的烟袋杆，扔掉了自己的烟，从此一生再没有吸烟。

    在南开中学，张伯苓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，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，他还常请学生到自己家里吃饭。周恩来回忆道：“我小时候，到张校长家总是给我贴饼子、熬鱼吃。”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家境不富裕，常在校外小摊吃一碗白水煮豆腐充饥。张伯苓得知后，免除了他的学费。后来周恩来领导五四运动被捕，出狱后张伯苓用“范孙奖学金”资助其赴欧留学。

    张先生反对学生死读书，要求学生“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”。他吸收了西方学校的课外活动与社会服务的教育精神，鼓励学生在校内组织社团、办报纸、编刊物、演话剧、演讲、体育比赛，进行社会考察等活动。南开的话剧和体育运动驰名全国。通过“第二课堂”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了社会责任感，体认社会道德，帮助学生树立尊重他人，与他人合作，为他人服务的思想意识。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开学生就是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，建立起最初的现代性人格和社会担当精神的。

   清廉自首，率师德风范

   20世纪20年代，张学良曾经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市长，但张伯苓以离不开心爱的教育为由婉辞谢绝。张学良决定到张伯苓家中拜访，他的汽车在天津市区转了好半天，才在一个晒羊皮的胡同里找到了张宅，看到的只是三间普普通通的民房。张学良不禁感叹：“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，非我始料！”。是的，常人无法理解张伯苓不暇暖席，仆仆于国内海外为学校募款，几千、几万、几十万，为学校盖起一座座高楼，为什么没有替自己建造一所“校长公寓”。 先生一向公私分明，从不枉花学校一分钱，即使公事花钱也是省了又省。他到北京办事，通常都是坐三等车厢，住最便宜的旅馆。可他对于困难学生却舍得资助，他的校长薪资没有南开教授的高。

    四儿子锡鈷因为球鞋烂了，想买新的，问妈妈要钱，妈妈说：家里钱紧，等你爸爸下个月发了工资再买。儿子很不情愿，“爸爸口袋里那么多钱，为什么那么抠门？”“那都是捐给学校、还有你爸爸四处求人要来的，不能私用。”后来在一次足球比赛中，儿子锡鈷竟然穿一只鞋、光一只脚飞奔球场，就是这一光脚飞进一球，让南开在几所学校联赛中荣获第一，也是南开体育精神的开始，张伯苓就此把目光盯在了奥林匹克运动会。

    有一首“天津小调”这样奚落老夫子们：“最可悲是教书匠……不够吃饭只可吃糠，半饥半饱度时光。家有半斗粮，不做孩子王。”张伯苓说：“教书不能发财，办教育也就不能发财。”张伯苓为了维持南开学校的运行，成为当时有名的“化缘和尚”，化缘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。他需要奋力周旋于各式政要间，围堵似乎永远在断裂的办学资金，而一侧身，他又不得不卷入由此而来的各种飞短流长。有学生说：“我们不要官僚军阀、土豪劣绅的臭钱！”对此，张伯苓说：“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，而我愿意做那个挑粪工。”1951年张伯苓在天津去世后，留在他身上的只有几元乘车的零用钱。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民国时期，社会风气每况愈下。以南开当时的办学声誉，倘若应达官贵人所求为“富二代”、“官二代”网开一面，或者卖点文凭，也许就会立马得到一笔可观的“捐款”；倘若脑子稍微活络，在学生身上打些主意，巧立一些收费名目，南开也不至于年年“欠债办学”，甚至办办停停，。但是，张伯苓在这方面很是固执己见，宁肯得罪权贵，办学原则决不半点灵活。进南开，必须通过考试，给多少钱都不收的。张伯苓一生洗手奉职，从不亵渎办学者廉正清亮之士的声誉，从不玷污学校这块神圣清纯之地的招牌。张伯苓作为一校之长，公正清廉，以身垂范，影响着教职员工的内心自律，为良好的办学风气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，提高了学校的美誉度。

    1934年，张伯苓致南京政府教育部《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申请补助书》中说：“高等教育，重质不重量。属校创立之始，即限定学生人数， 15年来，无论经费困难若何，亦不肯以多招学生、多设大班为解决困难之方法。”南开虽为私立学校，但账目完全公开，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。张伯苓曾说，谁要是查当月账目，他可以 5分钟之内告之。虽然融资不易，但张伯苓从来不吝啬于购买教学仪器。民国初年，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到南开参观，见中学有如此设施，深为赞叹，说：即使美国的中学，能有像南开这样的实验仪器者，也不多见。

    这位胸怀国家、情系教育、清廉自守、淡泊名利的教育家，在“中国不亡有我在的”口号声中带着南开的学子秉承南开精神走过风风雨雨。

    回望我们高校改革、教育产业化，谁说教育不能发财呢？国民素质的提高到底该往哪里走？

   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

   1922年，在南开大学新校舍举行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，张伯苓激情演讲了他创办南开大学的宗旨：“学以抑愚，学以救国；学能求真理，又能改善人格。”

    而他和严修在 1920年代共同制定的南开校训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”，则可以被看做他们共同秉承的教育理想。张伯苓指出：“允公是大公，而不是小公，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，算不得什么公了。惟其允公，才能高瞻远瞩，正己教人，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，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。”“允能者，是要作到最能，要建设现代化国家，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，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，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，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，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。”“所谓日新月异，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，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；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，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。”

    他的“公、能”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。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，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。因此它的宗旨是：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，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。“不为己用，而应该是为公为国，为人群服务。 在“公、能 ”教育的宗旨下，他重体育、重道德教育、重科学实验，还重视开展课外活动，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。他把办学的宗旨概括为“公、能”二字。“公”，就是为公不为私，“能”，就是知识、技能、本领。南开确实培养了大批办事公正的人才。

    后来的8年抗战，张伯苓和南开受尽艰难，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。一个日本中尉在回答外国记者时说“南开是一个很可怕的抗日基地，不能留，必摧毁。”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短短三天沦为废墟，南开遭袭后，备受各界关注，国内蔡元培、胡适、郭沫若、等知名人士纷纷慰问。接着是四子锡祜在战中遇难，使张伯苓身心憔悴。然愈挫愈勇的张伯苓在蒋介石“南开为中国而牺牲，有中国即有南开！”的许诺下，在战火纷飞中让南开重立。

    张伯苓在总结他的教育人生时说过：我既无天才，又无特长，我终生努力小小的成就，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，有兴趣而已。

    这是张伯苓为其一生从事教育写下的有力注脚。是他把“信仰”变成一生的“教育坚守”；是他用从不稍减的“兴趣”演绎了一生的教育生涯，谱写了南开的辉煌。

    独悄悄兮黯然离去

    1948年春天，国共双方和谈无望，剑拔弩张，但实际上战场未来的结局已经非常明朗。就在这一年，72岁的张伯苓突然作出一个令人惊诧的选择，他前往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。张伯苓的决定也至此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和命运。因为跟蒋介石私交很好，如果不去，南开会被教育部收为公有，而且蒋介石要他的秘书吴国桢（张伯苓的学生）转话给张先生：“他要去了，教育部会考虑南开的问题，不收为公有，而且继续每年都会给经费，还有，我们不能等共产党先抢走他。”作为一个性情中人，张伯苓为了南开不得不去。到了南京一个星期后，他就以身体不好为由，以考试院院长身份退隐在重庆南开中学，但从此，他与南开系列学校的关系越来越远。 

    1949年秋，解放大军势如破竹直指重庆。 1949年 11月 27日，蒋介石第二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催请校长张伯苓到美国：“去台湾也可以，无论去哪儿，生活一切等，都由我给想办法！”张伯苓低头不语。张夫人敢言：“我们哪里也不去，他舍不得儿孙，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！”此前，张伯苓收到周恩来来信说“不要跟蒋介石去台湾，不让老校长动”。这个抉择最终导致张伯苓晚年的悲剧。 1949年 12月，重庆解放。张伯苓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、小学及幼儿园，捐给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，私立南开系列学校也都收归国有。

    1950年 4月，病中张伯苓想返回天津，被周恩来安排住进了傅作义公馆。儿子张锡羊对他说：“为了南开，为了家人”，写个表态的东西吧。张伯苓则诚恳地表示：“一是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不了解，需要多看一看；二是共产党可以骂蒋介石是人民公敌，可我不应该才和蒋先生分手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，需要多想一想。”

    这位性情中的绅士学者，是难忘蒋介石的知遇之恩，还是对共产党的真不了解，让他做出了那样的决定。

或许在那个年代、在张先生所处的环境中，这种情结可以理解，却很容易被认为是灰色的、不识时务、旗帜不鲜明的。

    9月，回到天津的张伯苓没有受到以往南开的热情欢迎，相比1947年他从国外回到天津时，整个城市夹道欢迎的情景使他落寞孤单。“我是被新中国抛弃了的，南开是我建的……”不管他是说气话，还是真没明白时局，10月的南开校庆又被通知不要他去了。神情颓丧的他，变得凄凉、沉默……

    1951年2月，再度中风的张伯苓，虽神志清醒但已不能说话，在家人整理的遗嘱中说：

    “1897年，余愤于帝国主义之侵略，因严范孙先生之启发，从事教育，五十年来，矢志不渝。凡余所致力而未逮之科学教育、健康教育、爱国教育，以允公允能、日新月异，与我同学共勉者，今将在人民政府之下，一一付诸实施……凡我友好同学，尤宜竭尽所能，合群团结，为公为国，拥护人民政府，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。无限光明远景，余将含笑待之。友好同学，务共努力。” 

    1951年 2月 23日，张伯苓先生在天津病故，享年75岁。家人从他衣兜里发现 7元多钱和两张旧戏票。一生向善兴学、生前弟子三千、两园桃李的张伯苓在离开时身后清寂。

    如今，南开大学校内有一片静静的园地，安放着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张伯苓的骨灰。在这里，一代又一代的南开师生追思着南开的老校长。



    张伯苓生前曾留下遗愿，要把他安葬在南开的校园内。之后 38年，先生骨灰历次变迁，但始终未能如愿，甚至一度连张伯苓的名字也消失在南开校园。 1989年，在南开老校友的努力下，张伯苓的骨灰才迁回南开校园。

   “允公允能”在我们今天通俗地说就是既公又能，意思是“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，以及服务社会之能力。教育改革到今天，不就是解决“培养什么人，怎么培养人”的问题吗？教育方针、政策再怎么变、怎么细化，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是一个人的人生首要奠定的基点，有能力才能为国家、社会服务。然1939年，当政府教育部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、课程内容、考核方式、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统一规定时，联大教授会立即呈文对部颁规定逐条批驳，明确提出：“夫大学为最高学府，包罗万象，要当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，岂可以刻板文章，勒令从同”，并表示不会轻易更张本校的成规。这是何等的气度和魄力！南开校友温家宝总理2010年1月说过：“一所好的大学，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，这就是独立的思考、自由的表达”。今天的教育同仁，思考什么，表达什么？

    回望昨日之张伯苓和南开，我们除了温情和敬意，感念南开昔日之辉煌，是不是从这些令人感念的往事中汲取资源，开今天教育之新路？